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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女性到了这个年龄,都有强烈的倾诉欲。
在咖啡的氤氲香气中,苏山月就像白居易笔下的琵琶女,开始诉说自己前半生的遭际:“我1982年出生在白完西北的一个偏僻农村,距离最近的镇上有二十多里地。家里很穷,一年四季在地里辛苦刨食,只够勉强糊口,一旦遇到发水、干旱,就要靠借贷过活。我是家里的老二,上面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具体是什么原因要生那么多,估计徐校长你不难想出答案吧?”
徐生洲点点头。这种情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些重男轻女的地方还是比较普遍的。
“为了生个男孩,我刚出生没多久,全家就四处东躲XZ打游击,所以我从小就有种漂泊感和不安定感。直到四年后弟弟降生,我们才回到老家,家里仅有的房子被扒了,牲口什么的也被牵走了,简直可以说一片白地。但能回到家,终归是安稳下来,只是面临着天价的罚款,每年种地也要交名目众多的各项费用,家里变得更穷了。转眼我已经6岁,要准备上学,但家里根本交不起三块五毛钱的学杂费。还是当民办教师的二伯替我缴了钱,我才有幸进入村里的学校大门。”
苏山月喝了口苦涩的黑咖啡,接着说道:“你应该知道‘大眼睛女孩’吧?就是那副著名的《我要读书》照片。其实我跟她差不多是同一个年龄,住的地方也是临近县,最初境遇也差不多,乱蓬蓬的头发,脏兮兮的、打着补丁的旧衣服,草纸做的练习本,香烟长短的铅笔,即便最后削到只剩下小指长短也舍不得丢,因为买不起新的。但差别在于她后来出名之后,有无数好心人资助她,而我始终只有一个当民办教师的二伯。”
徐生洲道:“你二伯是个好人。”
“我二伯确实是个好人。有时候婶子会因为这事骂他,骂得很难听,甚至故意当着我的面骂他,但是当我要交钱的时候,他还是偷偷拿钱给我,或者不声不响就帮我交了。三年前,我还在读博的时候,他过世了,是胃癌。我都还没来得及正式请他吃顿饭,请他来京城逛逛,给他说声谢谢呢!但他总是以我为骄傲,经常很自豪地跟周围人说:‘我侄女是博士呢!’我二伯确实是个好人,就是好人不太长命!”
徐生洲不知道该怎么把话接下去。
“正因为读书机会来之不易,而且相比在家带人、下田、打猪草,在教室里读书简直就是天堂,所以我从小就非常珍惜能读书的机会,并深信‘知识改变命运’,成绩一直位列全校前茅,这也是我能继续读下去的另一个关键。五年级期末,我考了全镇会考第二名,顺利从师资落后的村小升入镇上的初中。”
徐生洲点赞道:“厉害!”
“厉害吧?我也觉得自己挺厉害的。”苏山月微微一笑,“那时候农村的人特别多,小孩也特别多,每个村都有村小,每届会考总也有四五百人。临近几个村还有联中,联中教学水平很差,管理也很乱,学生基本上都是男的,读联中就是为混个文凭,好去当兵招工。镇上的中学就明显正规多了,但镇上离家二十多里,我们家当时穷得连自行车都没有,来回全靠步行,所以我十一岁就开始住校。一个人淘米,然后放到学校灶上去蒸,有时候淘完米忘记放水,中午就要饿肚子。”
徐生洲叹口气:“现在十一岁的孩子,上学放学还要爸妈开车接送呢!”
“所以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苏山月继续刚才的讲述,“每天都是硬生生的糙米饭,就着家里带来的黑咸菜,有时看到食堂里做的肉菜,特别是油腻腻的大肥肉,真是馋得哗哗流口水!可那时我父母每星期只给我几毛钱零花,主要是买点纸笔什么的,哪有钱买肉菜吃!有次我实在实在忍不住了,就买了一份红烧肉,吃得我差点把舌头吞下去,吃完又心疼得好几天直掉眼泪。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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