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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令一职在高门大族眼里虽是斗食之官,却也不是一般人轻易够的上的。
要么需有辟入公府或军府的经历,要么得有为郎、博士或国学助教的经历,再不然也要经历过察举——这些人中多数出身于县令长或令长以上官宦之家,真正孤微单寒子弟可说少之又少。
北地经历过大动荡,用人方面不比南地严格依从家世品流,更多还是参照前期施行过的察举制。
这固然有其好的一面,譬如化元元、移风俗。却也难免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
察举兴起于前朝,燕朝一度延用。作为搜罗人才、选拔官吏和任用升迁的清流正途,也是求仕者必由之途,从地方官吏到朝廷的名公巨卿,不少都是孝廉出身。然而发展到后来,这种乡举里选之制也和时下盛行于南地的九品中正制一样,被世族大家所垄断,成为他们互相吹捧、安插私人的工具。
孝廉,顾名思义,在家做孝子、出门做廉吏。
最初,被举者还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儒经的儒生,强调为人立身以孝为本、任官从政以廉为方;中期以后,吏治腐败,考核松弛,察举不实。
这就导致鱼龙混杂,有越来越多的滥竽充数者。如此一来又和吏治腐败互为因果,造成了恶性循环。
民间曾流传过一首童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被推举作秀才的人竟然不识字,被荐举作孝廉的人竟然不赡养父母,被选拔定性为寒素清白的人竟然像污泥一样肮脏,被称为是干吏良将的竟然像鸡一样胆小。
北凉入侵之前的几年,许是世道将乱,门槛更进一步降低,乡郡富户,但凡使点银子就能举个秀才、察个孝廉。
而察和举又有不同——“举”是以底层民众的反映与评议作为主要的参考标准,若果乡邻都说此人在孝行廉洁方面堪为典范,朝廷则任用之;“察”主要依赖于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观察和评定,若上级认为某人在某一方面有所作为,则提拔任用。
前者出于民众的认可,后者完全可由上级圈定,因而“察”与“举”比起来,有明显人为操纵的空间。
吴友德就是察来的孝廉,非是郡国岁举的孝廉。
察举之后,还要经过公府举办的考试,朝廷确定选得其人后,才会量才录用。
吴友德原也要和那些岁举的孝廉一块到洛邑参加复试,尽管考试的内容是与他八竿子打不着的“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他也信心满满,因为和前头那关一样,家中皆已“打点妥当”。
谁料还未动行北地就天翻地覆,复试终究未能完成。
宣和之乱后,北地有识之士或死或伤或南流,理政人才急缺,吴友德这样一个半成不就的孝廉倒成了还算不错的人选。
虽无傲人门第,也非官宦之家,甚至为官者基本素养都缺乏,可也正因如此,吴友德毫无良心上的包袱,比之寻常人更能豁得出去,也从不介意在人前显露自己对孔方兄的痴迷。
范广原是区区一县佐,因能写会算被吴友德看中,一手提拔成了县丞。
跟在吴友德身边的那些年,范广大可算是大开了眼界。
吴友德此人虽未读得几卷书,却颇有些儒雅彬彬之态,还很有一套长袖善舞的本事。巫雄本就地处偏远,再经他上下左右一番运作,彻底成了州中之“国”,任他肆意施为多年也未起过风浪。
说是肆意妄为,吴友德却也不是那粗蛮夯货,他亦有自己的底线,譬如从不爱对民用强,只喜软刀割肉,凡事都讲究个有理有据,让那些刁民纵然有口也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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