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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伯不愧是关心国家大事之人,不错,小侄原先和家父多次商议过厘金之法,家父也曾被陛下问起。

小侄以为,如今国家多难之秋,南方各省不是要安顿漕民、就是要围堵流贼,确实该法外加税。而征收厘金,是让本地人安心、不怕钱被挪用的最好方法。

小侄也知道,这种让人掏钱的谏言,会落下天下骂名,被士林豪绅唾弃。但苟利我大明江山,便是生死我等都能置之度外,何况区区荣辱!”

张国维今天还是第一次正式听说厘金的建议,对细节也不是很了解。当下就谦虚地让沈树人详细解释一下。

沈树人当然也不会藏私,趁机全面分析了一波,内容无需再赘述。

张国维老成持重,大致听完后,不住地以手捋髯,思索许久,忽然问了个看似不着边际、大而化之的问题:

“贤侄,你以为,我大明以田赋立国,不重商税,这个基调可曾有错?”

这个问题很敏感,如果早几代人是不敢问的。不过如今都崇祯朝了,还是崇祯十四年。明朝士大夫对祖宗之法的僵硬呆板坏处,也反思得差不多了。

此刻旁边只有几个女人,也不会搬弄是非,评论一下也无妨,就算被锦衣卫听到其实也没事。

沈树人想了想,很有担当地说:

“小侄虽然才疏学浅,却也略读史书。愚以为,一部十九史,每朝每代,在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时,都会矫枉过正,宁枉勿纵,往往出于恐惧而不加详细分析。

我大明重农抑商,反对商税繁冗,自有太祖皇帝吸取蒙元重商而亡的教训。但殊不知蒙元盘剥之重,主要是因为他们隳突中原名城、拆除城墙,变良田为草场,重商毁农,才至于此。

如果商农并重,且以商税维持朝廷相当开支,如前宋之世,百姓生计自能俨然。有宋三百二十年,可曾有流贼能成如今燎原之势?宋之亡,终究亡于外敌,而对百姓始终能控制,最后崖山能有十余万人赴义,不亦可叹。

我大明本该吸取宋人武德不昌之教训,模仿宋人治民理财之善政。却因为蒙元也重商、太祖又不读书,最后矫枉过正,唉。”

张国维也是跟筹款工作和户部打了多年交道,沈树人这番剖析有多少含金量,他还是听得出来的。

不过作为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文人,他对沈树人话中偶尔表现出来的桑弘羊王安石倾向,还是略微有些警觉——

这已经不只是“张居正倾向”了,如果仅仅是支持张居正,在如今这世道也还好说。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没桑弘羊王安石那么重商。

张国维反复捻着胡子,目光忽然变得有些冷厉,拿出反对重商主义者最持重的态度,认真问道:

“看来,贤侄觉得,前宋之法,如果不遇到外敌,是可以实现让百姓长治久安、不会改朝换代的了?可是商人重利,一味放纵,只会导致利滚利,富者愈富,贫者无立锥之地。

那些亡于土地兼并的历朝历代教训,还不够深刻么?以宋之能,纵然理财过于本朝,也未必能得长久。”

沈树人笑了:“我没说宋一定能做到‘没有外敌就不会灭亡’,但是至少能比重农抑商的王朝反而缓解土地兼并的速度。

土地兼并,只是贫富分化的结果,不是重商的结果。天下钱财都是逐利的,有余钱就想钱生钱,自古皆然。如果抑了商,钱生钱的欲望只会全部堆积到土地上,所有钱都用来炒作田亩,穷人遇到灾害就更容易失地了。

如果不抑商,如果允许钱往那些比囤积农田赚头更大的地方投,敢于冒险的人自然会被冲昏头脑,一拥而上。

田产之利虽低,但持有田产者,只要能有功名、投献免税,那拿田就是无本生意,只进不出,永远不会亏本。利润再低,也架不住数百年的‘复利’,最后贫富差距只会更大。

而天下别的生意,纵然利益再高,风险却比买田高得多,有赚也有赔,经商还不能靠功名投献免税,赚的时候交了高税,赔的时候朝廷也不会退税,长此以往,反而贫富分化没那么快。

不知世伯有没有看过宋人的笔记,前宋时开封房价动辄数千贯数万贯,都不用是什么豪宅,只是简单的一两进小院,这价钱比如今京城的房舍贵了何止十倍?

但是,前宋开封那些奢靡之物、商铺房舍再贵,却坑不到普通贫民,贫民只要不想去开封,愿意在老家安贫乐道,还是活得下去的。

重商,收高商税最大的好处,便是把天下的冒险家聚拢到一起,诱之以巨利,让他们自相图害,能者上、庸者返贫,免得他们连种地的几成小利都不放过,那才叫真正的与民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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