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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兴六年已经即将走到了末尾。
虽然说斐潜和曹操依旧在对峙,但是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其实都将目标转向了旧有的那些势力。
或许是一种巧合,或许也是一种必然。
有时候斐潜会在想,为什么三国在后世会是一个持久吸引了许多人的时间段,或许是因为这个时间段里面的人物,或许是因为在其中发生的故事, 但是更多的,依旧是在这一段混乱之中碰撞出来的那些人性的光华。
不仅仅是有光明的,也有黑暗的。
有卑劣的出卖,也有璀璨的忠义。
每个人,从皇帝到士族,然后再到普通的百姓,都在这样的混乱碰撞之中, 迷茫,寻找,挣扎。皇帝不知道大汉怎么了,士族知道怎么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去做,百姓最能体会到了其中的惨痛和苦楚,但是说不出来。
乱世的挣扎,才是三国。
将一个硕大的大汉王朝摔碎了给人看
零散,破碎,不成型。
每一片都是大汉,每一片也都不是大汉。
有人想要重新建一個,有人想要将其补完整。
而现在,曹操朝着荆棘迈开了腿,举起了刀。
但是有人认为曹操这样做没意思
或许是因为这些人觉得社会的变革, 时代的变迁, 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一个新的时代和旧的时代的碰撞, 文化的演变, 能让他们多吃一碗粉么?就像是颍川传来了变化和消息的时候,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在意, 只是在研究着自己究竟能不能在青龙寺里面占据一席之地,亦或是新来的女官甄宓那套裙装真漂亮,身材真窈窕,若是能那啥,便是那啥啥
大汉之风,又是有些变得轻些了
堂内,坐着的都是大儒。
或者说,是一定程度上,被认可的学者。
除了庞统荀攸等大员之外,还有郑玄,司马徽,黄承彦,庞山民,令狐邵,崔林,谯并,董永,张裔,王冲等等
这些人当中, 有一部分的人比较有名, 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只是在部分区域内有些名头, 但是不管怎样,今日坐在堂内,都代表了一个相同的身份,就是三色旗帜之下的带盐人。
大汉需要带盐人。
若是大学者不做声,难不成天天去听小学徒咋呼么?更何况小学徒也未必能发声。
这就是斐潜应对之法。
嗯,其中的一环。
在青龙寺当下,有了越来越多的话题被挖掘出来的时候,斐潜觉得,有必要将这些学者都召集起来,相互通个气,以免在某些环节的时候出现误伤,亦或是不小心导致了整体思想上的偏差,至少不能被颍川的风给吹歪了。
这个气,就是风气。
大汉风气。
有时候这个话题会显得比较空泛。
可对于当下的这些人来说,这个话题刚好。
因为斐潜就是要让这些人在青龙寺里面去带领,去转变。或许就像是曹操一样,去面对荆棘,去举刀砍伐。又比如管宁的薄葬理论。这个切入点其实很好,但是当下撬动的也仅仅是其中一点,而斐潜需要带动整个的面。
当斐潜说大汉风气的时候,众人就相互看了看,或是沉思,或是振奋。
因为,文人其实比较喜欢风气这个词的,有时候动不动感慨,亦或是指点江山的时候,就喜欢用上这个词语。
斐潜所言,自然也不是随口乱说。在整个大汉,从西汉到东汉期间,风气确实略有变化。有时候说风气此词太空,但是又是大汉上上下下在社会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行,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群体心理和群体意志的外在表现,也是大汉文化精神面貌的重要表现之一。
汉初,偏急,偏轻,锐气有余,而沉稳不足。斐潜缓缓的说道,时有杨子云有曰,当取重去轻,取四重,去四轻,以重言、重行、重貌、重好为佳。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故以轻求重,乃汉初之风,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子亦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是也,其意乃相合也。
斐潜说到了杨子云,川蜀几名学子的腰杆明显挺直了一些,神采也略有飞扬状。毕竟这个曾经的川中翘楚,也算是给川蜀好好的涨了一波脸。
在两汉的时代风云变化之中,从汉初最开始的轻狂到了后期求其稳重,这也是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事情,几乎在每一个朝代开始的时候,都会走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因为前秦太短,而汉代算是第一个长期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体,自然更有些别样的意味。
郑玄点了点头说道:汉初多狂放急切,君臣无礼而立,以至有饮酒争功,妄呼以醉者,更有甚者当庭拔剑恐吓击柱之辈,皆因无礼而起,狷狂太盛之故。
斐潜微微点头。
基本上来说,每一个王朝在草创期,都会遇到的一百五定律。一百五十人以下,管理者甚至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规章制度,以人格或是魅力就可以直接进行有效的领导,而一旦突破一百五十这个人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体现出来了
这个定律或许有些偏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说明了组织架构管理上面的问题。就像是当下,斐潜的政治集团逐渐的扩大,最底层的官吏和斐潜的距离在被不断的增大,除了在斐潜身边的这一群人会比较容易的接触到斐潜,并且受到了斐潜的影响之外,那些中层,或是底层的官吏在长期外放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水镜先生司马徽也说道:汉初叔孙通依世谐俗,制定朝仪,以定规矩,乃分轻重,此为长治久安之要也
对于在厅堂之内大多数参会者来说,都觉得自己能够参加此次的会议,是代表了一定意义上的创举,甚至可以说将见证,或是奠定了将来大汉治国理政的基础和标准,每个人都十分的兴奋,在郑玄和司马徽开头之后,便是这边一言那边一语的议论了起来。
儒家么,似乎先天对于这种礼仪规范就很有兴趣。
斐潜一边听,一边让王昶和诸葛瑾在一旁记录。
整个执政的风气,是从上至下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下面的风都是散乱的,若是要以下面的为准,那么上面的自然就是昏头昏脑,毫无头绪。
所以只有在政治层面上的风气统一了,才会对于整个大汉社会层面造成影响。
就像是西汉初期,因为上层政治层面的原因,导致很多时候为了解决问题,就是急躁的推出各种法律法规,而这些法律法规又因为相互之间没有很好的系统化,最终导致相互违背,甚至冲突。
西汉当中就有记载说当时的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说明大汉当时即便是专门的法律工作者,也无法适应这种混乱且无序的律法,更谈不上利用律法来有效的解决纠纷,调理社会冲突了。
以至变成了,人轻犯法,吏易杀人!
动不动就出台一个什么新法规,根本不讲究什么相互关联,也不管什么后续影响,顾头不顾腚的法律法规,使得在汉武帝之时酷吏横行。这些酷吏或许有个别人是忠心为国,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借着鸡毛当令箭,以各种拗口混乱的法律法规谋取个人私欲,刚暴强人,害人不浅。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吃过了苦头的大汉上层建筑开始转变了风向,开始求谨求厚。
东汉光武帝中兴之时,光武帝自己就非常严谨,持重避轻,不浮夸不奢靡,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有这样一个皇帝在前,大臣们自然也必须保持一致。
嗯,至少在开会的时候保持一致。
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刘秀约束自己,所以他也对大臣,尤其是功臣较为宽厚。他常告诫功臣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慄慄,日慎一日。
这无疑是比较成功的,在光武帝时期的功臣,多数能够善终。不像西汉开国将帅彼此间常常怒目相向,甚至刀兵相见,争功争赏,人脑子打出狗脑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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