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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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挥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与会者们都看到张昕枫开始瞪着眼睛斥责下属。那种神态是来自省厅的孙匡男、闫自忠等人也不常见到的。

张昕枫命令停止审讯，开会研究下一步对策。他显然对整整一个白天毫无进展非常搓火。事后他回忆过，在破案过程中，最困难的时刻不是14日下午由他决定如何对付无名尸，而是16日晚间，由他来决定审讯方向。他既然来到鹤岗，就要对破案工作负主要责任，这个责任并非儿戏，搞错了，甚至冤屈人命，他这个省厅副厅长也是承担不起的，更没有别人能够替他承担这个责任。即使他把一切都交给下面去办。

历史上搞出错案的教训不是没有先例，在全省五起系列杀人案件的侦破中也发生过，刚刚开完的全省公安会议上他亲自讲话指出了这类问题的严重性。张昕枫会想到柴河林区1991年“4.22”抢枪杀人案件。该案中，柴河林区公安局内勤赵伟石和他9岁的女儿被杀死在自己家中，赵佩带的“五四”式手枪被抢。在调查中，专案组发现赵伟石夫妻感情不合，两人都有外遇。赵妻李x1985到1986年间在东京城多种经营班学习时与王卫光有过不正当两性关系。根据现场遗留有袜印足迹一枚的情况，专案组对赵伟石夫妻的217名关系人进行了捺印工作，经送省厅四处、中国刑警学院两级鉴定排除了216名，并对嫌疑人王卫光的足迹作了倾向性认定的鉴定意见。据此，专案组对调查王卫光刚得到的材料进行综合：王卫光，男，29岁，江苏干榆人，柴河林业局服务公司排水站工人。该人与赵伟石是熟人，有过来往，与赵妻李x有染。他与赵家住前后楼，具备作案时间，而赵伟石也知道王卫光与妻子关系暧昧。此外，赵伟石被害后王卫光行为上有反常现象。 专案组将此情况向省林业公安局、省厅五处汇报后，决定对王卫光采取秘密侦查手段，后得知王卫光晓得赵伟石被害的准确时间，即4月19日（社会上以为赵被害时间是4月22日）。王卫光还向妻子交代过，如何找人证明他4月19日不在现场。根据这些情况，1991年12月12日对王卫光进行收容审查，同时搜查了王卫光的家。在王家搜出王穿过的盖式青年黑皮鞋一双，在鞋内拇指球压部位检出有“b”型人血，此血型与赵伟石女儿的血型相同，而王卫光的血型为“a”型。经过多次询问，王卫光仍不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又解释不了现场足迹和血迹检验的结果，提不出发案时间不在现场的证明。省厅五处认为王卫光是重大嫌疑人，应组织强有力的审讯班子对王进行突审。1992年3月26日，由省公安厅九处和省林业公安局组成的联合审讯组前来对王进行审讯，审讯持续了7天。4月3日，王卫光终于交待了作案过程，但拒不交待枪支下落。专案组认为，王的口供是真实的，物证是可信的，于4月4日宣布破案。1994年1月，海林市发生“1.17”特大持枪杀人案，赵伟石被抢的“五四”式手枪在案中出现，以后揭露了张四维、王成岩结伙犯罪的事实，才使王卫光摆脱了冤屈。公安机关对王卫光进行了赔偿－－幸亏还来得及进行赔偿。由于1992年检察机关提出异议，王卫光未能被判处极刑而留下一条命。 在若干次会议上，“4.22”案件的错误都被作为“沉痛的”、“深刻的”教训反复提及。这个案件中出现多种巧合，形成难以辨别的假象，使侦查工作误入歧途。错误明显包括案件分析方面的失误。现场勘查中发现被害人赵伟石和赵宇躺在客厅地板上，头部分别被自家的电视机罩和沙发垫蒙盖，脖子又分别被用塑料撕裂膜编织的绳索死死勒住。头部还用钝器多次击打的痕迹，身旁放有一个重1000克的玻璃烟灰缸，于是认定杀人凶器是就地取材，犯罪动机是临时起意，继而影响到对案件性质的判断，特别是走防中了解到赵伟石接触关系复杂，曾和多名女人发生肉体关系的事实后，便认定奸情杀人的可能性大，导致对王卫光的重点怀疑。加上对痕迹物证技术鉴定结论的不正确运用、摸排调查工作上的片面性，以及听不进反对意见等原因，造成重大冤案。 那么，在目前对“1.28”案的侦查工作上，是否又重蹈了“4.22”案件的覆辙呢？这是张昕枫最为担心的。问题是一切肯定和否定的因素都还暴露得不充分，使人难以定夺。 凭张昕枫多年的经验，判断复杂的案情也像判断复杂的病情一样，时刻处于模糊的分界线上。有些东西只有拿到明确的证据，就像医生拿到病理化验结果时才能放心。

举个例子，譬如病人主诉腿部疼痛难消，医生怀疑脊锥骨病变，通过拍x光片，证明病人脊锥位置生有骨瘤，然后进一步寻找原发病灶，在前列腺处通过b超发现结节，血检显示阳性，身体其它部位正常。此种情况下，多数医生都可能作出病人患有前列腺癌骨转移的诊断，下一步则可能是施行切除睾丸术，对症治疗。但错误往往犯在这里，事实上，没有经过活检，医生的判断无论建立在多少其它根据的基础上，都只有50%的正确率。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即使b超、血检等都显示孙海波为最大嫌疑所在。也不能排除误诊的可能。孙海滔就已被证明是无辜者。 一般说，收容审查是不能超过24小时的，至明晨6点30分，3个人都应该被条件释放，以后即使再次收审，情况也会大不一样。假如他们确是罪犯，几个回合下来，掌握主动权的也不再是警方，而是被告。他们已经回答了警官提出的所有问题，逐惭适应了心理上的压力，现在只等着拖延到最后的时刻。会议室里满了人，张副厅长还在隔壁房间踱步，紧张地思考。孙匡男、闫自忠坐在他房间里。本来预计会议上将发生激烈的争辩，但是没有，在这样事头重大的当口，每个人的表态都会非常谨慎。 孙匡男、闫自忠相继发言，他们认为：虽然孙海滔的嫌疑已经排除，但孙海波、闫文宇作案的可能性仍然比“二棱子”等团伙大，说他们“疑点下降”是没有根据的。问题在于还是没有透，没有使他们缴械。孙海波1月28日晚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他妻子，这一点不足为凭。孙海波后来回答问题十句不答一句，过于沉稳，实际上不正常。闫文宇显然有意淡化与孙的关系，这样做有何必要值得追究。闫自宇从去年11月底离家外出，今年1月29日晚返回，看来是可信的，但这段时间他究竟去了哪里还无人证明，他提出的叫“伊娜”的妓女实际上无处可寻。为她去偷3000元也像是临时编出的谎话。他为什么要为自己这段时间的活动制造根据？现在还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总之，目前两个人的嫌疑不能排除，还要继续审讯下去，坚定信心。 有人问：倘若到明晨6点半钟他们还不肯交代怎么办？ 这时张昕枫副厅长发言，他看看表，说：“现在8点差10分，都把时间对准！”会场上每个人都抬起手腕对表。“现在离明晨6时30分还有10个小时零30分钟，对罪犯和我们来说都是最后的机会了。”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详细讨论，我想说的是，对孙海波、闫文宇的审查不能怀疑，起码目前还不是怀疑的时候。”

“从现在起，停止对孙、闫两人的审讯，调整主攻方向，从两人的家属方面多做工作。争取在今夜12点以前在家属那里发现新的可利用的线索－－线索不在乎大，而在乎能够揭出两人的口供中的矛盾。再回过头来突审两人，打乱他们的阵脚，使他们无法自圆其说，迫使他们投降。”孙匡男、闫自忠注意到，张副厅长又恢复了平时自信、稳健的语调，这使他们感到分外欣慰。

张昕枫用铅笔敲打着桌面：“从对两名嫌疑人和他们家属的询问经过看，家属很可能是不知内情的。－－在这一点上我欣赏他们。他们这样作既减少了家属提供线索的可能性，又保护了家属。做得聪明。但是，有一利就有一弊。虽然家属总是无例外的为亲人辩护，可是由于她们不了解内情，也就不容易做到圆满地为亲人辩护，有些事自以为说出来没关系，其实大有关系。再者，既然她们没有参与犯罪活动，也就有可能在最后时刻与犯罪分子划清界限，过去这方面的例子不少。犯罪分子就不同，特别是犯了死罪的人，一般情况下要他们开口也是很难的。”“现在马上散会，散会后吃饭，吃完饭立刻工作！”这次会议实质上是张昕枫一个人的会议。会后又作了具体部署，确定把孙海波的妻子张惠如、田原的父亲田玉山、田原的弟弟田宾作为第一轮家属工作的重点。 关于审讯人员，张昕枫也有了自己的腹稿。他看过审讯记录，对前一阶段的审讯工作并不很满意，决定调整审讯力量。就这件事他与闫自忠专门商量过，那还是在下午3点钟左右。他要闫自忠、李洪杰、王春林等人先去睡觉，这几个干将以及刘仲义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都参加了秘捕孙海波等人的行动。晚9点左右，张昕枫唤来闫自忠，说：“你去把李洪杰他们叫起来，别睡了，立刻开始！” 询问家属的工作分成四个摊子，何文轩局长、吕志锟副局长亲自做田玉山的工作，王春林、刘仲义等做张惠如的工作，马元太做田宾的工作。还有一组询问田的表姐刘芳。这几个人都已经被传到分局。对嫌疑人亲属来说，这也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张昕枫作出了决定，可案件真的是孙海波和闫文宇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