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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和殿。

太子书房之中。

“小王打算,在沈国自建立之初,便效法早期周王朝,采取划分国人和野人的国策。”

朱模计划到封地之后,第一步就建设国都。

他以随同前往努尔干的将领、官吏、官兵、平民等为核心,容纳一部分当地亲明的土族, 构建一个跨越部族和文化的新的政治、军事、社会集团,即理论意义上的沈国。

随行的官吏、官兵及手工业者等,多居住于都城之中,编户民或居于城中,或居于周边,多数还是以农为业, 自成村落。

这些人加上亲明的汉化土族,皆为沈国的“国人”。

至于当地原生土族,不论尊卑皆为沈国附庸,也就是“野人”。

换言之,国与野的区分并非空间上的里外概念,也不是城乡之别,而是带有政治归属性的部族概念。

“在小王修建国都的同时,也会分派手下的将领,前往特定地区,修建要塞、城池,随行的国人或居于城中,或居于附近的聚落。”

朱模接着说道。

朱高煦明白,那些被朱模分派到各处建立要塞或城池的守将,皆是以该要塞或城池为中心,统辖周边的若干村落,形成一个“国人”的城乡共同体。

而在当地土族部落、村落内部,仍是“村社自治”或者“部落自治”。

他们保留着原有的城邑与村落的依存关系,与作为大明开拓者的沈国“国人”并存。

“按照小王的设想,沈国的单个国人并没有处置单个野人的特权, 只有沈国的官吏或官兵才有按照其职权范围处置野人的权力。”

朱模解释道:“即野人不属于任何沈国国人私有,而是直属于沈国,是沈国治下的一员。”

“此外,国人需要承担军役或田赋,有权从军者,才有资格参与到沈国的治理之中。”

“野人与不入户籍的贱民一样,不能在沈国的城池内拥有土地或房产,其子女没有进入沈国社学或书院进学的资格,没有进入沈国直管的辖区内做工、经商、务农的资格,也没有参加科考做官或入伍从军的资格。”

“只有野人部落的酋长或村落的村长,或他们授权指定的野人,才有资格与沈国的国人进行贸易,或进入沈国的城池游览与学习。”

朱高煦问道:“这个设想听起来不错,但具体如何实施,不知叔父可有计划?”

“太子殿下英明,国野制虽然看似简单,可实施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小王打算把国野之别套入户籍制,以户籍区分国人、野人,划定两者的地位。”

朱模担心直接说被他“变异”后的国野制,会让朱高煦难以理解。

于是他先把沈国的体制,向朱高煦做了一番简单的介绍。

“四哥皇帝陛下准许诸藩建国之后,效仿朝廷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设亲王都督府,由亲王直管藩国军务,令外设六署、按察司、通政署、国理寺等衙门管理藩国的其他事务。”

“因此,小王打算命令沈国户署给沈国每户国人发一种‘户贴’。”

“在户贴上详细记载此户人家的田产数量,以及所应承担的田赋额度。”

“而且,小王打算效法朝廷的一条鞭法与摊丁入亩之制,故对于专门务农耕地的国人而言,沈国没有额外的杂役与丁税,只有田赋。当然,经商或置办手工作坊要有单独的商税、工税。”

朱高煦与朱棣都明白,各藩国虽名为国,但位同朝廷治下一省,名义上是大明地方行政衙门,而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小朝廷。

所以,为了方便藩王管理国内事务,朱棣同意各藩国内施行与大明本土不一样的体制,如户籍制、兵役制、科举制等,但总体上不得违背《大明律》与《皇明祖训》这两套大明的根本律令。

历史上的《大明律》律文简于唐律,但其立法技术上较之更为精细,体例更趋完善和科学,其立法精神也远比唐律、宋律更加严格,成为影响后世深远的律法。

朱模接着道:“此种户贴制度与大明本土一样,对每户百姓所承担的田赋加以明确,算是对沈国国人财产的一种保护,推行起来阻力不会很大。”

“不错,那些跟随叔父前往封地的底层百姓有了户贴之后,便可以踏踏实实在其土地上耕作,不会再轻易迁徙。”

朱高煦端起茶杯,轻轻喝了一口水,说道:“以后有耕地者将按照户贴上的田赋额度来纳赋,有效避免了地方官吏中饱私囊,或纳税不均等问题。”

朱模道:“小王计划,除了实行户贴制度之外,沈国也施行黄册制。”

所谓“黄册”制度,需要配合“里甲制度”来推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

各户填写真实的户籍信息,然后上交给甲长,甲长再上交给里长,里长负责把每个“里”的住户按照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逐一登记,最后上交给沈国户署,依朝廷之制每十年更新一次。

在黄册制度的规定下,每个“里”中的人口,所承担的田赋是相对均等的,如此便可避免赋税集中的问题。

若某一户出现问题,同“里”的其他户需共同承担此户的田赋,这样就保证了沈国的田赋收入。

朱高煦知道,黄册制是历史上的明朝执行最长的户籍制度,也是大明朝廷赋税役的依据。

在黄册制度之前,历朝历代的户籍制度皆是“从上而下”,即由朝廷户部、省、州县由上而下进行统计。

而黄册制度恰恰相反,各户填写真实的户籍信息,然后逐级上交,最后送交到各州县,再到省、户部,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过程。

各地方每年都要统计,而户部每十年进行一次大面积更新。

朱元璋实行的这种户籍制度,比过去历代都要详细,朝廷通过黄册制度,可以十分精确的掌握全国人丁和土地的情况。

在大明本土,朱元璋当年在编辑户籍时,以“辩贵贱、正名分”为宗旨,按照职业将户口分为宗室户、官绅户、民户(农户、儒、医、阴阳)、军户(校尉、力士、弓铺手、军匠)、匠户(厨师、裁缝、马船)、灶户(盐户)、商户、驿户等。

“太子殿下也知道,实际上,一个登记为军户的人,进入军中之后从事的可能是厨师,或其他职业。”

“户籍的登记并不全是职业,大体上是民户、军户、匠户、灶户四大类,如织户归属于民户这个大类。”

朱模接着说道:“故而,小王决定在沈国内施行与大明本土完全不同的户籍制,即将沈国内户籍划分为三种,即官户、军户、民户。”

“此三种户籍分别隶属不同衙门管辖,民籍由沈国户署负责管辖,军籍则隶属于亲王都督府统领,除了王族之外的官籍由沈国宗正司管理外,其余则归沈国吏署管理。”

朱高煦问道:“叔父打算如何划分这三种户籍?”

“官户籍包括王族、文武官员的户籍,与本土宗室户、官绅户等同。”

朱模介绍道。

王族户籍即大明宗室户籍,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依《皇明祖训》规定,有爵位的宗室不仅不需要承担赋税,而且还有许多司法方面的特权,如若犯罪,地方衙门不准直接缉拿。

至于官绅户籍,依大明既成典制“功臣之家,户有田土,除合纳粮草夫役,其余尽免。”

在原来的历史上,明朝也压根没有官绅完全免税这回事,有的只是一定额度的免税田。

从举人开始,朝廷恩准其拥有一定限度的免税田,往后官员的品级越大,则相应恩准的免税田越多,但超出规定额度的耕田仍要交纳粮,即使是正一品官员也不能豁免。

明中期之所以出现“完全免税”的情形,乃是官员相互勾结,未按规定征税所致。

但由此可见,官绅之家所需承担的赋税是有限的,真正的赋税重担大都落到了庶民百姓身上。

朱模喝了一口水,接着道:“军户籍即大明本土职业户之中的军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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