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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得韩琦如此言语,众宰执自是不会反对。
曾公亮言道:“交引所不过是末,最要紧是钞可为币,之前朝廷缺铜,有人便炼铜器化为铜钱,朝廷三令五申不能止也,若盐钞可使为币,假以时日可夺银铜之权归于钱。”
曾公亮都这么说了,板上钉钉了。
欧阳修补充了一句:“但若无交引所,则不可为钞也。”
连续说服蔡襄,韩琦,曾公亮等一众大佬,章越觉得踌躇满志,大施一番拳脚了之感,觉得不过如此。
却见曾公亮言道:“交引所之事,近来在京中激起不少议论,若禀上去怕是要下政事堂集议,枢府那边怕是不易……”
章越一听知曾公亮的言下之意,枢密院那边如今是新枢密使富弼当政。
韩琦在朝堂上是锐意改革进取的一派,但对于交引所都如此多顾虑,而到了向来以保守谨慎著名的富弼那边就难了,何况又出了人命的事。
如果富弼不答允,就功亏一篑了。
但事情发展总是出乎章越意料,政事堂集议竟同意了设立交引所,但是却遭到了谏官们的集体反对。
首先是谏官龚鼎臣,吕诲大力反对交引所设立,称交引所毫无一利,反累京师百姓破家者不计其数。交引所之物实与关扑无二。
不过就有官员认为,既是朝廷允许百姓平日买卖采取类赌博的关扑,那么交引所为何不可。
之后司马光也出面言事,反对设立交引所。
龚鼎臣,吕诲出言后,王陶等官员也纷纷上疏认为此例不可开,开则败坏人心,轻则引人不事生产,专谋投机取巧之道,重则毁家破产,害至人命。
不过也有人支持,支持的人就是如今在朝堂上风头正劲的薛向。薛向可谓不惜余力批评吕诲,司马光以性命之理为道德。
薛向连发数疏,朝堂上不少官员站在他一边。
但对于章越而言,宁可被司马光,吕诲,王陶等反对,也不愿意被薛向支持,反认为是一等耻辱。
于是交引所之设立最后无法正名,但因韩琦,富弼的支持,也没有废除。
故而交引所便处于这么一个三不管的境地,尴尬地存在了。
不过纵是如此,一张大幕已是展开,目前很不起眼的交引所,日后所放出的璀璨光芒是谁也想不到的。
交引所第一次分红,分红的金额达到二十四万贯。
二十四万贯的钱财,陕西运司分得十五万贯,三司分得七万五千贯,剩下一万五千贯作为管理人员分红。
这一大笔钱如何使用,换了其他衙门,肯定是一个问题。
上级部门肯定眼红。
到对身为三司盐铁判官的章越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分红金额怎么使用,全在于三司一心之间。本来就是朝政主管财政的衙门,没有自己管理自己用钱的道理。
当然章越明白要不是这七万五千贯,自己说破了嘴身为三司使蔡襄也不会同意的。
抛出账面上的数字,交引所原先有陕西运司入股的十万席盐钞,以及三司入股二十三万贯钱,如今增为盐钞二十余万席,金银钱帛合计近三十万贯。
当初钞价飞涨时,章越在盐钞值得二十至二十五贯之间时将手上十万席全部抛出,最后跌至七至八贯时又入了三十万席。
高抛低买时按道理应是赚了三倍。
不过大庄家不似小股民,盐钞下跌崩盘时,章越为了打压盐钞,都是十六贯买来,十五贯卖出,十三贯买来,再十二贯地卖出,好似空中借来砖头,又将砖头砸了出去。
这般宁可自损成本地打压价格,也是庄家作盘的手段,反正只要砸到散户们恐慌情绪达到了顶点,一窝蜂地进行抛售,庄家就可以用最低价格将盐钞全部接回来。
除此以外就是成本,为了应付大宗交易,章越可请了不少熟手来交引所帮忙,金银清点存储管理等等,还有原本都盐院人员从上至下,交引所都另给了一份不逊于原来的薪俸。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成本。
这日章越抵至交引所时,却见原先热闹非凡的交引所如今冷清下来。
这就是割韭菜导致的后遗症,交引所的交易额从原先每日的三五万席,甚至巅峰时的十几二十万席,一下子萎靡至每天只有三五千席,一副大萧条的景象。
但盐钞的价格也被稳定了,一直在八贯与十贯之间徘徊。
对于章越而言,看着萧条的交引所,反是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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