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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馆以上就是有馆职的官员。
由此可知官家这一次下诏让官员言事的范围之大。
苏轼如今是馆职是直史馆,正好是可以上疏言事的范畴内,于是苏轼便上疏给官家了。
苏辙看苏轼的奏疏面上露出忧虑之色。
苏轼看向苏辙道:“怎么了?是不是在条例司又与吕吉甫,王介甫争议了?”
苏辙道:“些许争议倒是无妨,大家都是闭起门来讲,只是王介甫不许我言于外罢了。只是兄长这上疏怕是会触王介甫之怒啊,三郎一直与我说,不可触及王介甫政柄,如今你上疏……不是公然与他不和吗?”
苏轼道:“我入京以来虽是不懒拙不事事,但官家此番上疏让三馆以上官员言事,我又岂可不言。”
“既然说了,我又如何能说假话。王介甫说变革新法,恢复学校取士说是尧舜之制,恢复三代之时,其实自汉唐以来科举取士久矣,我辈皆是受益于此,怎能不言。”
苏辙见苏轼坚持不再说什么了。
次日苏轼便行上疏,而同时章衡亦是上疏。
章衡上疏与苏轼皆然相反,他反而是赞成以学校取士之法,但并没有谈论诗赋取士还是经义取士的优劣。
于是这两份奏疏同时在官家的案头。
御案左首的奏疏是殿中丞直史官判官告院苏轼的名字,题目是《论学校贡举疏》。
右首则是右正言直集贤院判太常寺章衡名字,题目是《论大学小学之教疏》。
苏轼与章衡的议论各有千秋,论科名苏轼是制科入三等,章衡则是嘉祐二年的状元,甚至压了苏轼一头,但这一次二人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却都受到官家的赏识。
官家身旁侍直的正巧是修起居注陈襄以及天章阁待制章越。
内宦道:“陛下,苏轼,章衡皆已到殿外等候陛见,不知传召何人?”
官家道:“先见苏轼吧!”
不久苏轼翩翩入殿,官家一看苏轼,真是好个苏子瞻,果真风采照人。
其实没见苏轼之前,官家已被苏轼的文辞所折服,对此官家方才询问章越苏轼如何时,章越已是感觉到了。
章越也没忘了在官家面前给苏轼点个赞。
官家对苏轼问道:“苏卿所言学校之制,虽盛于三代,然而今日却不复用,文中有可观之处。但言反对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朕却觉得不然。”
苏轼道:“陛下,这正是臣要讲。君王若以孝取人,则有人故意割股事亲,以廉取士,则有人故意恶衣劣食,凡是能符合上意的,总有人无所不用其极。汉朝以孝廉取士之弊如此,怎么不警惕呢?如今陛下以经义取士,读书人读圣贤之书则失了本意,本以经义欲教化人,反令世人相率作伪。”
章越是认同苏轼的说法,后世八股文的劣名,大家都知道的。但话说回来,明知八股文的弊端,但明清二朝为何还是坚持要用呢?
官家问道:“那么如今诗赋取士难道比策论更能择士吗?”
苏轼言道:“陛下,以文章而论,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用也。但以作官理政而言,则诗赋,策论皆是无用,祖宗以诗赋取士必有道理。”
“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自古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然而以区区策论便定一个读书人贤愚,而不观其言,试其功,此举可乎?”
听苏轼之言,官家已是信服对苏轼道:“朕早就疑此法可以行否?如今得卿所议可以解惑了,卿与朕言,朕登基以来为政之得失?就算是朕有什么过失,卿也可以直言。”
听到这里,章越给苏轼狂打眼色,示意他不要乱说。
领导要你批评,你还真批评啦?
但苏轼听了官家这话后,对于章越的暗示完全无动于衷。苏轼连半句铺垫也没有,直接言道:“陛下为政至今有三处失当,一是求治太急,二是听言太广,三是进人太速!”
章越听了苏轼之言,差一点一口老血吐出。
你批评也就算了,还骂了这么多人。
进人太速?
啥意思啊?
指着和尚骂秃子?
要不是你当真我的面说出来,换了背地里,我肯定以为你是在官家那拆我的台。
仅仅是这一句话,你可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吗?
苏轼却完全没有感觉,直觉得自己在君前直道无隐,国家出了问题,他就要说出来,这是直臣的本色。
官家听了苏轼的话也是很羞愧,苏轼不仅说得对,还一针见血,正好把他为政至今的问题说得是清清楚楚。
简直让这位登基当了两年多皇帝的官家,差一点下不了台。
但官家是个爱才之人,对苏轼之言不仅没有生气,还是十分虚心地道:“卿之三言,朕必会细细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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