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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人的军队或许可以乘船乱窜,但数万大军只能走对马老途,似别无他法。
而且,只要荷兰人出兵,那么大顺就不敢冒险渡海,以免被荷兰人截断退路,成为瓮中之鳖。
越想越觉得可行,正要大加夸赞大冈忠相,猛然一个想法一下子冒出,就像是赤壁火攻之前的那个西北风的旗脚,让德川吉宗心口猛然一疼。
“唐人既有准备,刘钰、史世用之辈十年前就埋伏于此。再者,以刘钰之能,岂不知琉球事?难道真的是今日才知?”
“非是今日才知,而是今日方才准备好。他既来,定是有备而来。唐人若不日渡海,荷兰人纵然有心,又哪里来得及?”
“土佐事,你亦非不知。刘钰兵不过五百,土佐便不能敌。唐人若有万人,在冬日前登陆,荷兰人又岂能在冬日前抵达?”
“此计虽妙,只恐来不及啊。”
大冈忠相刚才只说了个其一,正准备把这二虎竞食好处的二三四五六都说出来,就听德川吉宗这么一说,心下也是一沉。
德川吉宗又拿出刘钰的书信,将刘钰“阳谋”,教他如何防守的那番话念了一遍,说道:“如此张狂,此人大才却非那种夸夸其谈之辈,谋而后定,若如毒蛇,数年前便已盯上我。隐忍数载,只等此时此刻露出獠牙。我只恐……我只恐他连当初改铸金银之事,也是为了今日一战的赔款啊。”
“他去琉球,绝非因为才知道,只怕早就知道,不过是师出有名而已。毒牙已伸、恶信已吐,纵有捕蛇者,亦来不及啊。”
大冈忠相沉默片刻,知道这件事唯一的转机,就在荷兰人身上。刘钰既然敢在信上这么写,又在土佐做出了好大事,便是证明他真的可以这么干。
丢失一两座城池,问题不大。今日丢了,明日多回来就是。
可刘钰在土佐的事,不一样之处就在于,一旦这城丢了,就夺不回来了。
因为夺回来的,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城了,而是充斥着数万“刁民”、“和奸”的一揆之城。
岛原之乱,集结十余万武士方可剿灭,人要换种,一个不留。若是几十处岛原之乱呢?
刘钰不是切支丹教徒,可他有比切支丹教徒更可怕的东西——仁义。
切支丹教要做事,还要先花时间传教,就算传播力极强,也得个十几年才能搞出岛原之乱。
刘钰用仁义搞事,连传教都不用。
因为从遣唐使开始,已经传教千年了!
当年山崎闇斋的关于“生擒孔孟”的话,听起来不应该是感觉到喜悦,反倒应该感觉到危机。
因为……他的弟子能问出这个问题,本身就证明思想已经混乱。
如果思想不混乱,没有疑惑,又怎么可能去问这个问题?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有惑,方有问。
如果这是一个不需要思考的问题,弟子吃饱的撑的,去问屎好吃还是饭好吃?
山崎闇斋只是解答了弟子的疑惑,这反倒证明很多人心存疑惑:若孔子为主将、孟子为副将来攻,是投?是战?
换言之,仁义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仁义?正因为搞不明白,所以才问,这才是最可怖的地方。
再换个说法,周武王伐纣,到底是跟着纣王干?还是面向武王投?这个问题本就是无解的。对农民来说,德川吉宗自己心里还是有数的,自己就是纣。
如果现在要这么干的,是切支丹的南蛮国,或者是荷兰国,德川吉宗并不紧张,打就是了,死不投降,能奈我何?
百姓再怎么样,也会对赤发碧眼的南蛮人心怀恐惧,而且锁国多年,天主教徒基本死光了,再怎么样也不会搞成土佐那种“替天行道”的模式。
但儒家仁义,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像是一些知名儒生,如太宰春台,甚至认为神道教是从唐国传来的,非日本之所旧有。
既然神道教也是从唐国传来的,儒学也是从唐国传来的,那还纠结什么?舍弃神道教,罢黜神道独尊儒术得了。太宰春台的想法,又非一人异想天开,而是有极强的基础的,不少儒生对此都颇为赞同。
传教传到了这种地步,又加之五公五民的改革,德川吉宗很清楚,整个日本已经是一个堆满了薪柴的大火堆了。
就算他知道大顺的赋税也就那么回事、大顺的仁政也不见得比他高到哪去,可架不住刘钰根本就是管杀不管埋——德川吉宗觉得,真占了日本,刘钰只怕要比五公五民还狠,但没占之前,喊喊三十税一的口号,那还不容易?
再想想明末之事,心道你们的李自成不是也喊过均田免粮?却不见大顺如今免粮!可当时喊的时候,万民影从,箪食壶浆,之后的事谁又知晓呢?
这口号,偏偏刘钰真的可以喊,此才是最难办之处。反正刘钰若无侵占之心,别说三十税一,只怕均田免粮他都敢喊。
荷兰人来得及吗?只要来不及,刘钰就能让几十座城都乱起来。德川吉宗想着荷兰人,再想着刘钰,不禁想到了荷兰人曾说过的那个故事,南蛮古之名将,汉尼拔纵横罗马……或可,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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