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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荷兰人纵可引以为援,但却不能够指望荷兰人。最终还是要靠治国理政以自强啊。”
德川吉宗虽然很赞许儿子敢想,也因此认为二儿子不是个懦弱无能的守成之主。但对大顺和荷兰之间开战这种想法,并不认为有可能发生。
曾经他也是那种标准的日本贵族思维方式,自己谋划的事情,哪怕天地都会顺着自己的谋划让路。
但现实狠狠打了他一巴掌,不只是这一次中日开战,而是他自己内心也清楚,自己主导的享保改革,实际上失败了。
从锐意改革,变成了修修补补,最终于事无补。
只是在内心,他觉得不是自己改革的思路有问题,实在是“命数奇也”,运气不好而已。
“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为父主持改革,奈何天道无常。原本稻米太贵,虽说谷贵贱金,奈何贵到离谱民不聊生,为父主持垦田。”
“垦田刚有成效,结果百年一遇的风调雨顺,连续三年暖夏,亩产百年所最高,于是米贱至无人问津,武士以米为俸,米价低贱,穷苦不堪,借了商人许多的钱。”
“为父好容易把米价重新稳定住,充实了财政,取消了上米制,重新让各藩参觐交代,府库里的钱也稍多了点。”
“结果立刻又迎来了连续两年的冷夏,关西地方,颗粒无收,数百万人饥不得食,米价腾跃飞腾,一揆遍地。”
“幸有甘薯,又铸币改革,总算没有闹出太大的混乱。可天灾之后,又有人祸,唐人又来攻打……”
“如今唐人压迫,若想将来自主,需还得从内部变革开始。只是,变革之事,何其难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若天不予,如之奈何?”
“天若不予,如之奈何?如之奈何?”
德川宗武心里并不认可德川吉宗的自我评价。
几句天若不予,说明德川吉宗认为自己是运气不好,赶上天灾,导致改革改到现在,改的一塌糊涂。
但德川宗武和自己的亲信小姓幕僚们讨论过,壮着胆子来说,有人认为改革的思路本身就不对。
甚至德川宗武认为,他父亲的很多改革,完全就是一拍脑袋就上。
有些,则是用当藩主治理一郡的想法去治理整个日本、用在当将军之前做和歌山藩主改革的经验来指导整个日本,这根本就是不可能成功的。
有些事,在一个村里是善政,拿到全国推广,那就根本行不通。
有些政策,可能在一个几十万石的藩下实行,百姓拍手叫快,但拿到全国去推广,那就会导致一场灾难。
比如德川宗武心里认为改革最失败的一件事,也或者说是整个折腾可以称之为“改革”而不是“修补”的一件事,连两年都没持续上。
德川吉宗做藩主的时候,亲眼目睹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封建土地所有制逐渐解体的过程。
百姓没钱——问商人借贷——用土地抵押——还不上钱——商人将土地兼并——继续放贷——越并越多。
于是德川吉宗刚一就任将军,就立刻出台了政策:禁止土地抵押买卖。
法令下达之后,所有土地抵押为不合法。
法令下达之前,已经抵押的土地,按照每年百分之十五的抵押价,分七年赎回。
结果法令一下,不到两年,日本大乱。
已经穷的要质押土地的老百姓,怎么可能还的起每年百分之十五的地价?
而一些百姓合作起来,拿着新出的法令,去找商人直接要地,不给钱,闹一揆,认为自己之前还利息已经还够了。
商人见到这个法令之后,也见到了百姓合伙要地的场面,索性宁可当地百姓饿死,也绝不借贷给农民半个子。
各藩都穷,贡赋使劲儿往上加,百姓更加没钱,无法度日,只能借钱。
商人不敢借,也不敢拿质押的土地,导致百姓索性扔了土地跑到城市求活,城市又没有那么多活可做,治安骤降。
土地扔了,农村凋敝,米价暴涨,各藩之前因为财政困难,都问商人借了不少钱。
趁着米价暴涨的机会,各藩正好还钱,否则米价低了更还不起,于是继续加贡赋以求在米价高峰期多收点贡米,折价还给商人。
贡赋越高,百姓越种不起地,又没处借贷,于是更多的人扔了土地往外跑……
原本想要保障小农经济的,结果适得其反,米价腾跃、土地荒芜。
幕府和藩主武士们,只收贡,却并不救济百姓,日本不要说青苗法,连个常平仓都没有。
既没有青苗法、也没有官方借贷机构,更没有官方控制柴米油盐酱醋茶等所有生活物品,做到法家管仲那一套完全的官方控制经济,就敢取消民间放贷行为。
这已经不是一拍脑袋就上了,这是纯粹没脑子。
结果可想而知。
两年之后,这个唯一可以算作“改革”而不是“修补”的政策,就宣告作废。
至于应该如何改革,德川宗武也和自己的亲信幕僚私下里商量过,拿着海对面的历史以史为鉴,研究了半天,认为可以学的就是“高举《周礼》却行申商法术”的那位。
不求富民,但求富幕府。
不过既然此时德川吉宗认为他的改革是上天不给他机会,德川宗武这时候也不好说什么,想着避开这个话题。
现在他连继承人都不是,这时候若是直言提出自己的改革思路,一旦要是意见不合,自己做继承人的机会就彻底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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