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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克尼尔的决断非常果决。

接到命令的荷兰士兵立刻放弃了大炮,向后撤退,并入到步兵队伍中。

雇佣来的布吉斯人骑兵,毫无主动性的掩护着荷兰人的侧翼。如果是精锐的自己人的骑兵部队,这时候应该主动朝“叛乱者”的侧翼运动做出威胁。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不需要真的去冲击,只要贴的足够近,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地掩护。

但显然,这些布吉斯人的骑兵,并不想消耗自己,他们很清楚自己只是收钱办事的本地雇佣军而已。如果大顺这边给钱,他们一样也可以给大顺卖命;他们的那些当海盗的,如果起义军给钱,或许也真能将起义军送去婆罗洲。

归义军在夺取了荷兰人的大炮后,并没有继续追击,基本算是目送着荷兰人撤离。

当夜归义军就在城堡里歇宿了一夜。白日里海上出现的舰队,引发了这些士兵们的讨论,士兵们习惯性地避开军官,私下里谈着白天出现的朝廷的舰队。

这些归义军士兵、前糖厂的失业奴工们,对朝廷的感觉,很复杂、很复杂。

他们最开始来巴达维亚,是被骗来当“猪仔”的,不是来做买卖的商人。荷兰人可恨,糖厂老板也差不多。可是一样,但凡能在老家安稳过日子,能活下去,谁也不愿意背井离乡、离开家人父母,跑到南洋来求活。

闯南洋,某种程度上讲,站在被迫离开家乡的人的角度,和西方的圈地运动羊吃人差不多。没有人愿意主动放弃农民的身份,去陌生的地方用陌生的方式求活。

他们之前对朝廷的感觉,只能说是毫无感觉。

在基层,基本感受不到朝廷的存在,打交道的都是地主秀才宗族族长。

他们知道朝廷叫大顺,知道皇帝姓李,知道得交税纳粮服劳役,剩下的,基本就没什么印象了。

等到来到巴达维亚之后,远在异邦,按说能够觉醒“我是谁”这个概念。

但巴达维亚的情况又不一样,糖厂的承包者,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华人;甘蔗园的监工,基本也都是华人;给他们钱币不给铜钱银币、警告他们敢闹事就去巴达维亚举报说他们没有居留许可证、没居留许可证要被荷兰人抓去服劳役到死的,还是华人。

这种情况下,让他们自发觉醒自己的民族意识,那是扯淡。如果把糖厂承包者都换成荷兰人、把监工和不给他们钱的老板都换成荷兰人,便可能觉醒。

但有些黑色幽默,历史上红溪惨案发生前后,对居留证审查不严,每年过年要把钱币代币兑换成铜子回家的要工钱大戏开唱的时候,能主持这个公道的反而是荷兰人……虽然大部分时候都会收钱向着糖厂老板,但偶尔也会有那么几个秉持法律和公正的人。在百姓默认当官的都是王八蛋、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的时代,稍微做那么一点点正常的判定,也会被歌颂传唱。

很神奇或者并不神奇的是,这些奴工和那些和他们一起干活的爪哇人的关系相对更好一些。反倒是那些和他们一样黑头发黑眼睛的糖厂承包者监工等,和他们的关系很差。

他们起义的原因,用史书上的一句话就能解释:【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因为传闻荷兰人会把没有居留证、没交人头税的人,送去锡兰。但实际上在船到了海上后,会直接把人扔到海里。

可以想象,在起义初期,他们对朝廷是什么感觉。一群人能说出诸如“他李自成能起事干一番大事,从个农民当了皇帝。他李自成干得,我等缘何干不得”这样的人,对朝廷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

但这种态度,伴随着朝廷干涉巴达维亚的移民政策、朝廷作保迁徙锡兰、皇帝用内帑给交了三年人头税一事,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们的心态,渐渐变成了“皇帝和一些大人是好大,但一些奸臣不干正事”。

这个心态,非常重要。这是他们能够心向朝廷的基础。

伴随着牛二等人对黄班等奴工中的高威望者的清洗,朝廷派来的人越发的多,有政治理念、哪怕是远走婆罗洲这种不成熟的、幼稚的政治理念的人被肃清,剩下的人渐渐也就从啸聚山林、火山聚义的起义者,潜移默化地变成了受招安的归义军。

也同样的,在糖厂的时候,压榨他们的是蔗部承包者。

而在火山地区,围剿他们的,是荷兰人,以及流亡的本地土著小封建贵族。

敌人的改变,也促使他们逐渐找到了可以保护自己的共同体,虽然这个共同体的实体远在海的那一边,但他们至少已经不反感了。

这种转变的心态下,白天出现在大海上的朝廷舰队,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其实在朝廷的枢密院里挂着号,但依旧为朝廷舰队的出现而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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