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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朝廷大员,在朝廷将来向着谁这个问题上,可就不敢轻易说话表态。
客观上,以绝对理性的视角去看此事,真要是有闹事砸机器的,肯定是要从严从重的。
甚至直接出动驻军也在考虑之中。
既然可以预见初步工业化的矛盾,那么就应该知道,这些矛盾最好是拆开了、揉碎了、分化了、瓦解了,一点点解决。
一旦矛盾堆在一起,解决起来就难了。
只不过,一方面出于大顺小农经济的政治正确,有些话刘钰不能说;另一方面,有些话一旦说出口,必然变味。
譬如他本来只想要镇压卢德运动,但是结果地方官直接搞永禁叫歇,严惩不贷,显然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
明知道这些工厂主想要什么,刘钰思索许久,还是给出了一个看似讲道理、实则模棱两可的回答。
“朝廷做事,向来都是有迹可循。”
“既有《大顺律》,便按照《大顺律》来办。”
“若是《大顺律》上没有的,尚且还有春秋、论语,以作决狱之用。教法高于律法。”
“若是连春秋、论语上都没有记载的事……譬如这新机器的使用,雇工反对等,这也有迹可循。”
“雇工和雇主的事,之前少见。但地主和佃户的时候,历来颇多。”
“那我且问你,以圣朝之得天下,若有佃户反抗,而乞减租,圣朝会如何做?”
“代之以雇工、雇主,雇工请求为计件工资、亦或春秋时候多给一些酒钱、亦或做工要有米贴,这与刚说的地主佃户事有何区别?”
“竟难不成,圣朝要学东虏,前朝末年于江南,士绅竟有赞东虏‘仗义’者,如今更有思慕东虏者;奴兵起义,竟是士绅请东虏出兵镇压箪食壶浆以迎蛮夷?”
这话,正是工厂主们担忧的来源。
他们虽然不懂小农经济是帝国的基础这个道理,也不懂大顺这样的末期封建王朝至少在理论上要行抑兼并的手段。
但是,他们知道大顺一些地方官的风格。
贪官还好,清官肯定是略微偏向于底层的。
正以为刘钰这是替着朝廷表达了态度,妇人刚想说若如此,新机器他们真不敢用的时候。
刘钰又道:“但另一种情况,也得考虑。”
“譬如这地主家里,乃用牛马牲口,佐以耧车耕犁。原本要将土地分出百余收租,如今却只养二三十雇工。于是被迫退佃之人,竟蜂拥而起,砸毁耧车耕犁、杀灭牛马驴骡……这便又不一样了。”
“你们可明白了其中区别?”
他讲了这么多,其实若在后世,只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以生产力是否进步为准绳。
但这时候,除了他身边的那些人、以及他带出来的学生军官等多少能够明白外,这里的人如何能够理解这个评判标准?
毕竟,这还是个春秋决狱的时代。春秋里,没写一句“人均生产力是否发展是衡量对错的重要标准”,这就难说清楚。
这样举例一讲,不管是身边的松江府尹,还是机户妇人,大约也都听明白了其中的区别。
不能一刀切,但基层最爱干的就是一刀切,所以只能说成这种模棱两可的程度,并未说的太详细。
可又不能不说。
政策终究还是要来地方官执行的,至少地方官得清楚,哪怕不明白其中的内核,也该知道表象:面临将来可能产生的新矛盾,应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判决。
说罢,目光扫过松江府尹,似在询问他听懂了没有。
“鲸侯所言,实在让下官茅塞顿开,如拨云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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