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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诽归腹诽,刘钰还是羡慕嫉妒的。
整个包括绿罗马在内的亚洲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抵达一定的高度之后,也只有做到最顶端的那个人,有资格“任性”地偶尔当一会儿人。
包括诸多皇子在内,只要露出了一丁点的软弱,跟其混的人早就另投他处了。
皇子之下,刘钰已是公爵,到顶了。
可即便是他,在之前的治淮问题上,他要是有过多的“人性”,一旦站出来,将来治水出了事,他就有大麻烦。
皇帝看似在问身边的人,实则就是自言自语,自我感慨。因为这话,就没有臣子敢接。
盖棺定论、盖棺定谥号,大顺就没有评价活人的习惯。
刘钰多多少少也能明白皇帝这时候发神经的缘由。
从李家王朝的角度来看,现在做完的事不提。
剩下的事,要么是治标不治本或者根本就是小事了、要么就是功利千秋的事没有一件好做的。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西南改土归流之类的,自然是大事。
但从李家王朝的角度,那叫大事吗?
以史为鉴,有西南土司起事成功,最终坐上龙椅的吗?
以史为鉴,农民起义的危险性,可比那群西南土司大得多。
以史为鉴,即便刘钰说过无数次了,线列兵加野战炮加棱堡,北方游牧的祸患可以就此告别。大顺参谋部推演出的“棱堡时代已经结束”的结论,是说大顺和西洋那些国家的战争、以及必然技术扩散的引信木托爆炸弹的影响,而不是说北方游牧——养得起瑞典炮兵的准噶尔,靠的是金矿铜矿和天山的耕地、棉花、小麦和手工业,它就根本不是个单纯的游牧势力。
但终究考虑历朝历代的历史,经验主义的错觉、刻舟求剑的潜意识,使得皇帝潜意识地觉得北方问题比西南土司要严重的多。
西南改土归流,站在皇室和王朝家族的角度看,就是修修补补。
除去西南改土归流,还有西北移民、东北移民,乃至于皇帝设想的郡县朝鲜和北越,要么就是小事,要么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事。
而治水,治淮、治黄河、废漕运等等这些,属于是站在李家王朝角度看的大事、治标治本的那种。
刘钰就说过,皇帝很自负,皇帝想办大事、治标治本的事。因为剩下那些在李家王朝看来的小事、治标不治本的事,即便儿子不如自己,也差不多能办成。
可大事,就没有一个简单的。
甚至可以说,治淮、治黄河、治水,竟然是这些大事里最最最简单的那个。
剩下的,李家王朝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保证小农经济、保证自耕农、保证土地兼并的延缓,保证不至于民不聊生。
胥吏狂欢、基层加派、士绅控制、土地买卖、黄淮水灾、兼并破产、漂没贪污……这才是要解决的大事。
而这些大事里,开口就要3000万两白银的治淮,是这些大事里最最最简单的一个。
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才堪堪能解决一个最最最最简单的大事,而且还不保证这件事最后到底能不能做好。
听起来有些魔幻,可事实就是如此。
剩下的随便拿出一个,是3000万两白银能解决的?
就说次简单的、理论上是可以用氪金来解决的……治理黄河。
3000万两?
3000万两就想驯服黄河?欺负欺负淮河得了。真要是铜瓦厢决口了,3000万两连个响都听不着。
剩下那些,胥吏、士绅、加派、贪腐、兼并、地租……哪一个不比治理黄河要难?
做政治动物的时候,刘钰“赤子之心”、“宇宙之悲”的时候,皇帝哈哈大笑,觉得刘钰是打仗打多了,得了战后病了。
然而一旦不做政治动物,偶尔当回人,一样也会生出这种无力感。
刘钰自然感觉到无力,所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暗影双生的新阶层上,寄托在未来上。
他直接躲开天朝内的事,觉得外面的事比天朝内部的事简单多了。
干就是了。
哪怕是爪哇土改呢,他都能直接告诉牛二:多简单,杀就是了。他妈的就是把万丹苏丹的头剁了,有人跑来朝廷告状,他也扛得住。在爪哇,剁个有十万亩土地的当地大土地主,都不如在河南江苏剁一个一千亩的士绅麻烦大。
爪哇土改能杀,山东河南的土地问题,刘钰敢说杀这个字吗?
可皇帝不是刘钰,他是天子。在他看来,外部扩张的最终目的,就是有足够的钱,来解决内部问题。
只要保证现今的基本盘,能把基本盘内部的问题解决了,外部自然不是问题。
这么想,绝对正确。
中华这么大的体量,内部问题解决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此时西洋诸国算个啥呢?
然而最正确的想法,往往意味着这是一条根本走不了的路。
所谓:正确的废话。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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