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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友仁在澳门这段时间,受到的这三个冲击,可以说是大顺的特殊性导致的。

而他受的第四个冲击,就和大顺的关系不是很大了。

得赖到他们耶稣会自己身上。

从利玛窦开始,就一直试图把借用华夏古文里上帝的概念。

即便后续被教廷禁止了,但是耶稣会这边还是一直试图这么办,并且一直在尝试和儒家辩经,从耶教那一套来解释上帝、太极、气、理的概念。

这当然对蒋友仁也产生了影响,他本就是耶稣会的人,又是专门来中国的,而且还是在大顺明令禁教之后来中国的,对这一套东西可谓是相当熟悉。

在前三个思想上的冲击产生之后,某日夜读《尚书》,读到汤誓一文,念到“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的时候,猛然一悟。

随即翻阅《旧约》,“百姓在埃及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监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嚎,我也听到了。我下来,正是要救他们脱离苦难的……”

翻完《尚书》,就看《旧约》,加上耶稣会内部一直以来对上帝这个汉语词汇的解读,让蒋友仁的脑子里一阵浆糊。

脑子里下意识地想到的,就是《易》里面的词: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本身从利玛窦时候开始,就在争夺上帝这个词。而一旦按照利玛窦以及后续的耶稣会教士这么理解,那么,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出埃及,和汤武革命,是否都是一个意思?

只是在巴别塔让各地语言不通之后,产生的不同版本?

而精神内核,其实是一致的?

故事可以不一样,但只要精神内核一致。

圣经本身,旧约中的一些故事,是否只是一种现实政治的隐喻?

夏桀不忧念民众、舍弃稼穑,夺农功之业,以敛财货,劳遏民力。于是商汤见夏氏有罪,听从上帝旨意,不敢不正。

这和出埃及相较。

是否其精神内核,可以认为,汤武革命、出埃及记,都是受压迫者按照上帝的命令进行的一场革命?

能对着《尚书》、《易经》把《圣经》理解成这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异端了,而是异端到可以直接上火刑架然后挫骨扬灰的水平了。

歪到天际、飞到天外去了。

蒋友仁对那天晚上猛然冒出的这个想法,自己把自己吓得好几天没睡着觉。

可他内心的想法,又实在不敢跟别人说。

这种话,没法说,这已经不是耶稣会上帝、祭祖祭孔这么简单了,而是简直要让自己精神崩溃信仰崩塌的可怕想法。

翻来覆去睡不着,越想越迷糊,便多看书。

看了一堆先秦古籍,蒋友仁从墨家的“兼爱”中,又坚定了诸多他内心已经萌芽的种子。

在先秦古籍中的兼爱,是功利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兼相爱、交相利,通过彼此的爱,达到彼此得利的目的。

而耶稣会的这些会士,一方面儒家经典看得多,一方面本身就反对墨家的那种爱,是以蒋友仁在这其中寻找他所理解的爱,与先秦异端的爱之间的异同。

看了半天,只觉得,他们耶稣会理解的爱,和先秦异端的爱,最大的不同,便是他们的爱,是无偿的、没有功利性的。

为什么会有他理解的这种区别呢?

蒋友仁觉得,翻看圣经,经常可以看到神对那些弱者和受侮辱者的偏爱。

弱者、穷人、受侮辱者,从他们身上是得不到好处的。

因为神这样去偏爱那些弱者、穷人、受侮辱者,所以这种偏爱,造就了他们的爱的无偿性、无功利性。

人要模仿上帝的善嘛。

这就是他所理解的,他们的爱和先秦异端的爱说不通的区别——人间的一切行为和情感都是神构建的,神偏爱弱者穷人和受侮辱者,所以构建出的人间的爱就是得不到好处的、无偿的、无功利性的。

既然爱的定型源于神对弱者、穷人、受侮辱者的偏爱,那岂不是更加印证了他内心萌发的那种极为可怕的异端想法?

出埃及记在这个时代的解读,就是受压迫者、弱者、穷人、受侮辱者,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进行一场革命?因为上帝的旨意贯穿在书中了,无一不在印证着这一点,祂偏爱这些人……

再配上他受到的莱布尼茨的影响,连祂若偏爱这些人,为什么却让这些人受苦这个悖论都解决了——受苦是为了有机会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干大事,这是上帝下的一盘大棋。

这种可怕的想法不断地折磨着他。

自我的精神折磨,无非两种可能。

要么精神崩溃。

要么豁然开朗。

蒋友仁的结局,是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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