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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岳父大人捋一捋哈。”
“英国、荷兰这些新教的,自己搞贸易保护,自己搞禁海政策、自己搞航海条例、垄断授权。完后大明崇祯十年就指责天朝闭关。那我去泰晤士河卖货行不行啊?很明显不行嘛。”
“我上次去荷兰,我说你们荷兰国能在天朝开商馆,为啥天朝不能在荷兰开商馆?他说的那些道理,和你刚才说的【人未受基督恩典,未蒙圣灵感化,所成就的善功,既不是因信耶稣基督成就的,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反而它们既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和命令成就的,未免仍是属于罪恶的】的道理,是一样的。”
“好比说,按咱们的道理,你饿了来我家吃饭,吃了几天,我说我没钱了,要去你家吃饭。这不很正常吗?”
“但他们的道理呢?那就不是人与人的道理,而是人与畜生的道理。”
“这就好比人和耕牛,耕牛干活可以。但耕牛想吃粮食,就不行。咱们这些不信义的,根本就不是人。”
“不让牛吃粮食,这不是理所当然吗?”
“和不是人的,怎么能讲人的道理呢?”
“所以我蒙主的恩典,来你家做生意,你就得开门。你若不开门,你便是罪恶的,要下地狱的。”
“但你来我家做生意,不行,因为我蒙主的旨意不给你开门,你来开我的门,就是罪恶的,是要下地狱的。”
“所以我说,完全是鸡同鸭讲,讲不明白道理,根本原因就是你觉得是人与人的交流,在他们看来是人与畜生的交流。”
这几句话,让齐国公着实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回味着那句“不让牛吃粮食,不是理所当然吗”,连声道:“对对对!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就是这种感觉。明明没道理的事,他却说的理所当然。”
“这几年我在欧洲,和那些新教国的人打交道,就是这种感觉。完全讲不了道理。就像你说的商馆问题,我自然也是惯常地说了你说的那些,他们给的回答,就是这种感觉。”
“你若不说,我还真不知该怎么形容!”
齐国公的这一次欧洲之行,确实产生了许多想法。
他第一次去欧洲,那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
那一次去欧洲,只是一种类似于汉朝听闻西边有个罗马,自己未必是唯一文明的那种感觉。
既不是那种天朝上国看啥都觉得是蛮夷。
也不是那种被欧洲人击败之后,由极度自负转为极度自卑的那种“道心破碎”的感觉。
而是一种纯粹的平等视之的感觉。
等着这一次去了欧洲,齐国公并不是如上次一般走马观花地去看,而且加之受了刘钰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次在欧洲数年,所见所闻,都让齐国公有种说不出的怪异的感觉。
这种感觉,基本上就是刘钰刚才讲的前朝崇祯十年的那种事的模板。
齐国公很难说清楚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他现在并不知道有个词,叫做【双标】。
但大部分事情,都和刘钰讲的那个崇祯十年的英人故事差不多。
崇祯十年的这件事,对此时大顺的人来说,可笑的地方倒不是“夜郎自大、可笑不自量”。
不自量这种事,虽然可笑,但不是那么可笑。
而是,一个有航海条例的国家,一个禁止东方商船直接停靠其国港口卖货的国家,一个有行政授予垄断地位的东印度公司的国家,为什么会觉得别国选择不和你做生意就是错的?
齐国公觉得,这一点他就很难理解。
这件事只是个其中之一,实际上齐国公这一次访欧之行,很多时候都有这样类似的感觉。
就是觉得“说不通道理”。
他自小接受的教育,或者说华夏文化培养出的那种基本道德和是非观,在欧洲那几个新教国家是完全说不通的。
华夏文化是一种奇特的普世帝国的文化。
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标准,甭管这套道德标准是不是全是对的,亦或者是不是符合时代。
只说用这种道德标准去评价人的时候,是一个单一标准。
外面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也是用这一套标准。
甚至自己也是笃信这种单一标准的。
比如司马家,得天下的过程有点那啥……
所以只说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
后人听说祖先夺天下的过程,也是趴在那羞愧的哭,说如此国祚岂能长久?
亦或者说是西洋传教士,只要做的符合这边的标准,依旧可以得一个“利子”的评价。
但齐国公在欧洲这一圈转下来,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但他又实在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种感觉。如今被刘钰这么一说,当真是说到了心坎里。
尤其是这几年大顺一直在喊让欧洲各国允许大顺开商馆,而且觉得自己早就让他们建商馆了,按说自己去那边建商馆很合理才是。
可对方回绝的理由,就是这种理直气壮的理所当然不应该。
气势上,理直气壮地拒绝倒没啥问题,本来就是没屁清清嗓子闹点动静,大顺也没指望扯淡就能扯到在欧洲开商馆。既要拒绝,气势上不能输,也正常。
但,那种“理所当然”的内涵,那就有些让齐国公感觉非常别扭。
应该说,一边是因信称义、一边是因义称信,导致的鸡同鸭讲,根本无法正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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