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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动骨,便只能动皮。
动皮嘛,修修补补。
那就有意思了。
言官?太监?江左妄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吏治崩坏?军制?不集权?收不上税?清流?道德败坏?藩王?抗税?
不谈本质,只谈皮毛,自然是看什么都觉得有可能是原因。
这场对前朝的追悼,在不可能讨论根本原因周期律、土地制度的前提下,使得大顺的许多政策改动,都变得合理了。
比如言官的改动,比如清吏司的改动等等加强皇权的措施,变成了“不是皇帝主动这么干,而是你们反思了前朝的问题后,朕接受了你们的建议和劝谏,于是这么干了”。
这叫【善为政者,必明为舆论之仆,暗必为舆论之主,夫事方可成】。
而这个时代,舆论掌握在谁手里呢?
搞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大顺到底是怎么在改动了这么多、实际上并没有用屠刀只是偶尔说自己有刀吓唬吓唬人的情况下,基本扭转了明末几乎彻底混乱的意识形态。
包括为什么会皇帝会选择故意允许一些新思潮传播、为什么大顺依旧允许儒林广开社团等等。
还包括割裂的人群、新学问破而不立等等,每一个想要立三不朽之立言的,都在受到其余人的拉扯,并且大顺皇权是乐于看到这种拉扯的。
大顺不要活着的立言圣人。半圣也不行。
当然,这样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也就是“大义、大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仅从道德上看,只有好与坏,没有大好和大坏。大顺强行分出来了大义、小义,那么大义的解释权在谁手里呢?
理论上,在儒家士大夫手里。
可实际上呢?通过开国之初的广泛羞辱,逼着士大夫自辩,大义的解释权落在了朝廷的手里。
因为,大顺立的这个大义,是以天下、社稷、国家、朝廷为大的。
这种道德空谈的东西,一旦出现了“大道德、小道德”的争论,也就意味着陷入了功利之中。
而这偏偏又是符合明末差点亡天下之后的反思,义要于功利上体现,不要空谈扯犊子。
但同样的,功利的主体是谁?
谁的功?
谁的利?
既是选择了保天下,就是在保一个抽象的东西,不具体到哪些人的功、哪个阶层的利,那就怎么抽象怎么来呗。
由此,为了符合皇权的利益,也就逐渐扭曲成朝廷的需要,就是符合大义的。
说白了,这就是一场畸形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只是大顺把先后顺序、大小顺序,调整了一下。
譬如这一次盐政改革之前的许多年,大顺扭转了从万历三十几年就开始出现的关于“盐税不对”的思想混乱。通过“大义”为名,解释了征收盐税是大义,而不征盐税是小义,大义要让位于小义,并且神奇地解释通了。
如今林敏拿出这个话来说那些为民喊冤的人,实则就是说“我承认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从大局上看,是可以作为代价被舍弃的”。
看似林敏是被那些官员逼到了墙角,实际上还是被刘钰逼到的墙角,是刘钰咬着这个问题不放,一直在逼他表态。
现在他这么说,就是刘钰所需要的表态。
心满意足的刘钰果断地停止了自己咄咄逼人的追问,这时候也顺着林敏的话道:“林大人的话颇有道理啊,还是要以大局为重、大局为重。淮南的事,以后再说。只说淮北,这盐场亦非是不要雇工,若是小盐户破产,就来大盐场做工就是了。”
“你想啊,这自己做盐户,还要担心盐价、还要担心柴草价、还要担心刮风下雨、担心海潮泛滥等等。”
“这来大盐厂做工,所有的风险都是工厂主担着。那些做工的,按时领取工资,毫无后顾之忧,也无需担心了,实乃天大的好事嘛。”
连这样的说辞他都搬出来了,剩余的人更是无言以对了,只能沉默。
倒是盐场的董事会成员连忙道:“国公能体察我们的辛苦,我等感激涕零啊。这一睁眼,就有几千口子人等着吃喝拉撒,还要担心天寒日短、潮大水小、官盐不畅、票据无人,我等之苦,非国公不能体察啊。”
刘钰这个新兴阶层的总后台,笑道:“你们啊,还是眼界浅了点。这官盐不畅、票据无人,就非盯着国内吗?此番回京之前,正有件事要和你们说一说。我看,你们的生产,还是要扩大一些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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