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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逻辑就是:首先,那是一片荒滩地。
其次,辽东地区的开发和海运兴起、南洋大米的输入,使得大顺的粮食危机没有那么迫切了。
而辽东能种粮食,但是种不了棉花。
所以,用辽东、南洋、虾夷的粮食,换江苏推广种棉花。这样,也不用担心百姓皆种棉桑而无食。
甚至,刘钰直接在搞粮食进口免税,使得粮价一天天的往下跌,江苏作为海运贸易冲击最严重的地方,“米贱伤农”的问题已经日趋显现。
米贱伤农怎么办?
要么,强力的国家机器出面调控,搞平粜。
要么,米贱伤农,种棉花,换大米,使小民得米贱之利而无米贱之伤。
皇帝想了想大顺的国家机器能有多强力后,果然选择还是去种棉花吧,大顺哪有能力调控米价。
当然皇帝也是存了一些小心思的,江苏已经成为了大顺的钱袋子了
如刘钰之前说的在黄河以北开煤矿,走海州海运去松江府来控制江苏的道理类似。
粮食是比煤更重要的东西,皇帝觉得若是让江苏完全不能粮食自给,倒也是好事。到时候,敢有什么动静,把粮食一掐,保准老老实实。
再者如今京城所需漕米粮食,或来自虾夷、或来自南洋、或来自辽东。废弃了运河之后,凭借海运能力,其实江苏产多少粮食,对大顺来说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
克服了这种刻舟求剑的惯性之后,剩下的很多道理也就想通了。
刘钰的改革,有他自己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三观和逻辑。
皇帝当然不可能认同这一套三观,但支持刘钰的改革设想,因为刘钰有一套专门用来“忠于陛下、加强皇权、利于社稷稳固”的逻辑链。
他给皇帝说的理由,和他真正为什么这么做的理由,完全不一致。
当然皇帝也不可能一点不防着刘钰,信任归信任,该防备的还是要防备。
皇帝能够放心让刘钰在江苏折腾,因为皇帝有自己的打算,也有自己可以掌控全局的准备。
他改元惟新。
这一次改元,除了显示变革的决心,还有个小小的副产物。
皇帝可以名正言顺地开恩科了。
改元开恩科,简直是名正言顺到不能再名正言顺了。
开恩科,也就不需要非按照制式的考试方法来选拔人才。
皇帝可以拟定题目,通过这一次改元恩科,选拔一批皇帝想要的人才。
这些人才不是学新学的,而是正儿八经地科举取士,恩科也是科嘛。
题目皇帝早就想好了。
废运河之利弊。
盐政改革之利弊。
盐税收还是不收、国家税收的意义。
这些恩科拟定的题目,就是个大坑。
看起来,好像是皇帝要以恩科方式,展开士大夫的几天大讨论,这些到底是对是错。
实则,皇帝眼里,读书人阶层关于海运河运、盐税无税的意见,就是个屁。
他只怕两种人。
失地小农。
类似矿工。
皇帝心里有非常确定的答案,恩科弄这些题目,就是为了遴选出一些符合皇帝想法的人才,再把这些恩科人才扔到江苏。
为什么不用新学人才?非得从科举里面选?
因为新学人才不能做官、武德宫出身的那边已经不少,暂时有些失衡。而正统科举出身的,很难说是否能快速适应江苏省的一系列变化。
他要塞进去一些恩科出身的,平衡一下。
之前跟刘钰说,不要人亡政息,让刘钰整理出一套班子框架,然后正规化。
那么,正规化的人,当然不可能是刘钰的幕府班子。
恩科所取之辈,皇帝准备都扔到江苏当贰佐官,多学、多看、多琢磨。
等着刘钰把脏活、带血的活干完了,刘钰就可以回京“休息”了,到时候恩科出身的这批人,真正皇帝提拔出来的、支持改革但又和刘钰的“道”不同的人,就可以接手了。
不管是南洋,还是江苏,皇帝都是用这种办法。
而且是明着用的,刘钰也是压根就明白的。
两边都明白,而且完全了解这就是为了将来摘果子夺权,心照不宣,这就叫君臣信任。
靠着刘钰主动放了军权、靠着松江府大营的两万良家子驻军、靠着海军扩军皇帝提拔的军官成长起来了、靠着威海卫旅顺卫两大军港的主力舰队军官替换、靠着这种换血替代的明招、靠着刘钰只有幕府而又不能开府的名不正但借君之权而行事,君臣之间的“信任”是完全撑得起“五年平淮之大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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