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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建炎年间,黄河夺淮,已有数百年。”
“为政者,当知眼下之局,亦当未雨绸缪日后之险。”
“得蒙父皇圣明之庇,废运河而兴漕运、下南洋而垦关东,又得专营之利。朝廷财政丰盈,天下才智效命。于此盛世,当思绸缪。”
“儿臣原无思绪,得父皇提点,茅塞顿开。”
“一则修铁路,若真有灾,则兴救济蠲免,勿使百姓无食而举兵。”
“二则当迁百姓,黄河若决,百万家或为鱼鳖。当于大水漫灌时,迁民于外,垦殖谋生。”
“三则当先测河道、明水文。效淮水故事,预留河道……”
皇帝大约是看惯了刘钰和枢密院的奏折风格,亦或许是习惯了实学派的那种奇葩的公文格式……当然,也可能是刚才那么一问,即便自己知道不应该期望过高,但实际上内心已经有些失望,而导致的自己都没预计到的情绪。
皇帝感觉,太子说了半天,都是些假大空的废话。
显然,既没有提前去考察,也没有提前设想,纯粹是临时琢磨的。
尤其是测河道、明水文、预留河道这些话,这是个太子能说出来的?
皇帝心想,伱终究还是不明白,什么叫“君子远庖厨”。
君子要有未雨绸缪的远见,但同时君子还是远离庖厨。
听着太子还在那说一些空话,皇帝打住了太子的话语,问道:“吾儿知否,兴国公在松苏被人攻讦最多的事,是什么?”
太子一怔,随后道:“多有人言,兴国公残暴。其垦关东、下南洋、废盐户之事,惨死百姓,不下百万。霸术太重。”
这个没什么需要考虑的,这几乎是朝中公认的事。虽然皇帝不治罪,但是天天讲、日日讲、月月讲,这个大黑料确确实实是躲不过去的。
皇帝又问:“那若是兴国公不行移民之策,每年因着风灾、水灾、旱灾、决口、漕运、饥荒、缺粮等事而死的百姓,这罪责,又该安在谁的头上?”
“仅仅一个苏北,自开国以来,水灾、风灾、潮灾,无年不赈。其中死者,每年不下数万。朕问问你,这算谁的?”
太子一时语塞,心想这算谁的?
半晌,皇帝道:“这谁的责任都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那些人要死,但每个人都没有责任,要怪,便去怪老天爷。”
“但因为兴国公做了事,所以在关东死的、在南洋病死的、都是兴国公的罪责。”
“朕再问问你,若是黄河真的决口北上,这是谁的责任?”
听到这个问题,太子内心只想骂一句,我日你个毬,这怎么回答?
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让我怎么回答?
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就是再傻,也该明白说,这是治水官员的责任,当应枭首、治罪、借汝头一用,安上一些贪腐河工款的罪名,安定民心。
传首黄泛区,再抓紧时间赈济,直接从朝廷选拔实学事功良家子郎官,直奔黄泛区,甭管有罪没罪,先砍上一堆脑袋。
然后再把赈济的事解决了……
我要是这么答,你怎么想?
太子就是这么个霸术太重、重于术势的人?竟无半点仁德之心?
还是说,我要回答说,这是做皇帝的责任,明明知道黄河可能会决口,却无动于衷,所以是皇帝的责任?
因为皇帝把控着税收、把控着财政、把控着国策。而且,显然在出事之前,已经有人提出了可能会决口的预言,甚至你现在就跟我明明白白地说了。
既知道,又把控着朝政,那么明确知道,却不提前准备,难道不是皇帝的责任吗?
可你又说,君子远庖厨。可以对着为宰杀的羔羊落泪、也可以对着被杀死的羊肉落泪,但唯独不应该去阻止宰杀。
显然,我要说,这是皇帝的责任,应该下罪己诏,你肯定又觉得我愚蠢。
你这问题问的……你可以去问宠臣,去问近臣,去问我母亲,去问太监,唯独你不能来问我啊。
我是太子,你让我怎么回答?
关键是,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太子?
守成之君?
开拓之君?
改革之君?
还是怎么样?
不要说我,便是现在大臣,又有几个能明白,你到底想要干啥的?
我是什么样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让你儿子当个什么样的人?
太子冷汗已经湿了后背,这时候着实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虽然,其实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
而且,实际上,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其实好像答案已经很明确了。
可这个明显非常明确的、似乎好像是皇帝在故意引导的答案,又让太子感觉到一丝丝的不安和危机。
过于明显,难道父皇真的想听到那个全是术、势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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