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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是解决大顺现在普遍贫困的最终良药,但任何事情的实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有时候,围绕着一个长远的目标,必要的时候可能要进两步、退一步的。

后世尹里奇说过,左的幼稚病问题。

实际上,这个类似的问题,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资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

法国的重农学派就是个典型。

不是说自然秩序、国内市场、世界市场、无形之手这些东西不好——好不好是相对来说的,相对于法国的旧制度,肯定是进步的。

而是说,步子迈的太大,扯着蛋倒是小事。

更大的问题是步子迈太大,就67年重农学派对法国粮食危机的“等待自然秩序调节”的表态,只能说他们没被法国的底层挂树上,那真是命大。这会激起非常剧烈的反对,甚至达成某种物极必反的效果。

仿佛,不考虑现实,只要全面自然秩序,一切就好起来了。而如果没好起来,那肯定是秩序不够自然。

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幼稚病,并且这种幼稚病一直延续。并且,很可能达成物极必反、月满则亏的效果。

大顺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有些类似。

这个问题,就是大顺实学派的工商业的幼稚病。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刘玉没出走之前,是大顺的工商业起步艰难,所以要不惜代价地维系工商业的发展,让他们成长起来。

而现在,情况和当时已经完全不同了。

的确,当时刘玉是说过,工商业发展是解决大顺普遍贫困的终极解决方法。

但是,这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慢慢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来个资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直接搞炸了。

大顺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是诸如什么人种、民族精神之类的玩意儿。而是基于物质基础、历史条件的不一样。

说一个耳熟能详的简单的故事。

《水浒传》里的智取生辰纲里,七人众面对杨志,说自己是“濠州人,去东京城贩枣子”。

这里不提成书过程中的地理问题,只说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引起任何的怀疑,亦算是可以从侧面证明,在盐铁会议之后,天朝内部在政策上是国内统一市场的,是可以跨越千里贩卖商品而不会有人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但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条件、以及帝国面积广阔等原因,使得很多商品在加上运费之后,无利可图。

这么说吧,后世相对于18世纪,肯定是更加的自由贸易的。

那么,后世却没有人把煤,往大同运,去大同卖煤;也没有人收一堆木材,去大兴安岭卖。

所以,可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自由贸易在后世根本不存在吗?因为没有人把煤往大同卖、也没有人把木材往大兴安岭卖。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

某种程度上讲,在铁路建设之前,大顺国内的市场就是这样的:政策上的国内的自由贸易、现实里因为地理因素运输因素导致的区域性经济。

就三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大顺,比如说,关中丰收。

你从陕西收了一堆粮食,跑到江南去卖,也绝对没人管你,更不可能说不允许这么卖。

唯一的问题是,要不是脑子发烧、钱多到没处花,正常人干不出来这事。

这是大顺之前的国内经济、贸易、国内市场的问题——你哪怕说前朝大明,甚至更往前的蒙元,也没听说诸如限制某地不准纺织、限制某地只能放羊不准纺呢绒。

而欧洲的情况,恰恰相反。

比如法国、比如意大利。

这里不提法国的重农学派,那太激进了。

说个不太激进的重农修正派,伦巴第改革主义,他们的重农主义,面向的也是“国内”林立的关卡、和各种限制、区域间的贸易限制而发出的。

要注意的是,“国”与“国”是不同的。

大顺是个国。

意大利也……呃,当然,此时并不存在意大利,况且就算是说此时存在意大利,那么意大利这个国的国内贸易,距离上最多不也是“濠州人士去东京城贩枣子”的水平吗?

也即是说:大顺国内,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水平、交通工具的限制。使得大顺在原则上,过去在国内是自由贸易的,而且是在整个欧洲都算是非常吓人的资本自由——买卖土地,毫无限制,产权清晰,土地上几乎没有乱七八糟的封建权益,什么养鸽权、狩猎权、拾穗权什么的,全都没有。你有本事拿到地契,《大顺律》就会保护你的所有权,至于你怎么拿到的,这个基本不管。毕竟说,《大明律》、《大顺律》都有对最高利率的限制为年息36%,但是九出十三归之类的花样层出不穷,也压根管不明白、管不了。

而在欧洲,是地理条件、运输水平、交通工具都合格,毕竟国土也不大。但是,封建势力、商人行会、区域寡头、封建法等等,使得连“国内粮食的自由流通”,都需要弄出一个非常激进的学派,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再说一遍:《国富论》,不是对英国现状的总结,而是对英国现状的批判。

同理。重农学派,也不是对法国、意大利现状的总结,而是对法国意大利现状的批判。

《国富论》不是在说“我来解释下为什么英国这么富庶”。

而是在狂喷“英国再这么搞迟早要完”。

甚至于,他在介绍北美的一些大商人成功的时候,故意隐瞒了这些成功大商人和政府合作、走私、私掠、海盗销赃、垄断权等事实,而是扭曲为这就是自由贸易的成功。

因为是黑的,所以才呼唤白的。

而不是后来,我是黑的、我牛叉,所以黑的才会牛。

破除了这个思想钢印之后,再看大顺和欧洲的情况,也就明白二者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啥了。

意大利和法国的问题,是过去的封建制度、区域性地方势力,数百年的历史因素,使得他们明明具备了“国内统一市场”的条件——意大利的地中海运输、法国的劳役修公路,把粮食从巴黎运到阿尔萨斯,根本不存在一个地理和运输条件的难题。把粮食从巴黎运到阿尔萨斯,不是把江南米运到甘肃去救灾缓解粮价,这两者虽然都是“国内”,可距离上的差别可大了去了——所以,他们具备了物质基础,却还欠缺社会意识、也欠缺这种消除国内地方势力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施政手段、政治构建。

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

而大顺是反过来。

因为火轮船、铁路、海运的发展,使得大顺原本在地理上并不具备的一些条件,现在具备了。而大顺这边,自始至终对于国内市场,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限制,在政策上并不存在,过去没有只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条件导致的。然而伴随着新技术的应用、火轮船铁路的发展,使得大顺不得不面临许多之前并不存在的问题。

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重农学派的启蒙,以及他们的“思想”上的革命,使得法国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混乱。

而因为他们的物质条件,实际上已具备出现这种全国性的混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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